站在時代岔路口的《中歐投資協定》
只有時間能證明這一具有里程碑意義的貿易協定是否具有成效，能否應對國際價值鏈的潛在分化。
在長達7年35輪談判後，歐盟與中國最終在2020年底達成了《中歐全面投資協定》（以下簡稱“中歐協定”）。
中歐協定在特定行業提供更大的市場准入，旨在代替25項歐盟成員國與中國的雙邊投資協定，根本上是為了減少歐洲投資者在中國投資的不確定性。中歐協定還引入了一系列方法，提高補貼和國企行為的透明度。
中歐協定帶來的一個重大轉變是，中國市場的某些領域向來自歐洲的外國直接投資開放。此前，歐洲對中國投資開放度較高，但中國市場對其他國家的准入相對嚴格。上周雙方公佈的行業承諾顯示，雖然壁壘依然存在，但中國市場的一些領域現在對歐洲投資者的開放程度有所提高，例如電動汽車和一些醫療服務。但總體上看，競爭環境仍然更有利於中國。
市場准入取得了雖小但有意義的進展，不過投資者保護方面似乎並未得到明顯改善。中歐協定僅引入了國與國之間的爭端解決機制，給雙方兩年的時間來達成其他形式的投資保護協定。這意味著目前無法淘汰現有的處理金融糾紛的機制，即歐盟26個成員國各自與中國之間的投資協定。最後，儘管中歐協定涵蓋了一些環境保護和勞工權益保護的條款，但與歐盟在其他投資或貿易協定中的條款相比仍有差距。這為此項協議能否獲得批准帶來了不確定性。
在當前大國競爭日益激烈的環境下，歐盟似乎已經意識到與經濟實力相比，其政治影響力仍然不足。歐盟引入戰略自主的概念，希望證明在不依靠美國這個盟友的情況下，也能決定自身在世界上的地位。這一“自力更生”的需求顯然和特朗普執政後歐盟與美國關係惡化不無關係，事實上中歐協定的談判在2013年11月開始，緊隨美國和中國的雙邊投資協定談判之後。而特朗普當選後，此類的談判基本停止。歐盟雖然沒有中斷，但仍放緩了談判的步伐，以等待特朗普政府對歐盟的下一步行動，但顯然歐盟要對美國政府失望了。加之美國和中國之間日益嚴峻的戰略競爭，使歐洲陷入二戰以後從未出現過的處境 —— 爭取戰略自主，避免在大國競爭中受到衝擊或利用。
在特朗普政府以敵對和孤立的態度主導全球局勢的情況下，歐盟的這一戰略是有意義的。拜登執政後重新接觸傳統盟友，同時保持與中國的“極端競爭”，在這種環境下，這一戰略甚至更有意義。
拜登政府最近宣佈了一項行政命令，要求建立無中國的技術供應鏈。 在美國努力推動供應鏈分化的同時，歐盟也在努力增加對中國多個行業的投資，尤其是在拜登行政命令範圍內的電動汽車行業。換言之，經過多年的談判，歐盟獲得的市場准入可能使歐洲公司和主要交易夥伴——美國走向不同市場。電動汽車行業尤其如此，因為在中歐協定的條件下，要想控制所有權就需要超過10億美元的投資。
如果我們反過來看中國在歐洲的投資，則會出現一系列不同的問題。中國企業確實非常熱衷於在歐洲投資，特別是在高科技領域。自2018年以來，中國在歐洲的收購很大一部分發生在工業領域，其次是半導體領域。不過，一些交易因國家安全問題而被叫停，在可預見的未來，這一趨勢勢必會加劇。如果說有什麼不同的話，歐盟與中國之間的投資協定可能會增加阻止特定交易的難度，但也並非完全不可能，因為歐洲公眾對中國收購的敵意正逐漸上升。
具有諷刺意味的是，在過去通過生產可以更容易地進入飛速發展經濟體市場的時期，這項投資協議確實對歐洲企業非常有用。但今天，在美中戰略競爭的時代，美國政府呼籲盟友共同遏制中國，歐洲國家將會發現從這份協定中獲利更加困難。歐盟習慣於漫長的談判，此次達成的協議在這個充滿分歧的時代可能會變得“不合時宜”。只有時間能證明這一具有里程碑意義的貿易協定是否具有成效，能否應對國際價值鏈的潛在分化。同時，在中國投資較多的歐洲公司可能會承擔更高的風險，把更多雞蛋放在中國的籃子裡，也意味著會在中國的價值鏈中涉足更深。
